白癜风是怎么样的 http://m.39.net/disease/a_7723875.html
钟伟凤（简媛）小说集《去南方》图书封面。《两只铃铛》（短篇小说）选自小说集《去南方》短篇小说《两只铃铛》为礼赞生态文明建设的短篇小说。“两只铃铛”是个爱情符号。小说沿着两只铃铛的持有者我父亲和我母亲铺陈，勾勒出他们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表现他们自觉投身沙漠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坎坷经历、心路历程与特殊奉献。两只铃铛文/简媛父亲下葬那天，沙漠上空沙尘飞扬。母亲沿着父亲走过的路，在沙漠里走了两天两夜，回来时突然失去听觉，恍若世间一切都消失了。而我，生出身陷沙坑的惶恐，常在半夜惊醒后独自抽泣。这是三十年前的景况。可现在，我有时半夜醒来，依旧会诚惶诚恐，怕自己睡过了头，而父亲正独自爬行在沙漠的陡坡。那个原本可以支撑他爬上陡坡的我，去了哪里？幻觉里，父亲越来越疲弱的身子兀自消失在沙漠里。醒来，听见风吹得窗格呜呜作响，窗外有狼嚎叫，风推动沙漠咆哮。我才意识到，沙漠里没有人在等我，沙漠陡坡处也没有拐杖等我去捡拾。这种时候，能陪伴我的只有烟和那些从烟灰缸里溢出的灰尘。它们见证我的人生，目睹一个个生命的消失，又在静默中等待下一个生命的扑灭。我害怕此刻的孤独，更害怕与死亡独处。我故意扭动身子，吞咽自己残留一宿的痰液，清清嗓子，发出奇怪的声音，又走到院子里，打开水龙头，我喜欢这时的寒意，让我能瞬间看清眼前的一切，也想到远在十里外的沙漠上的现实。我重重地往地上吐出口里的痰，院子里只有我和母亲。她已经听不见这些声音。写到这里，我想告诉你，我家背后是沙漠，以前那个沙，种不了庄稼，一刮风，天都刮黑。从我家往沙漠里走，只有一条路。在这条路上，有棵大树。这棵树是30多年前的春天，父亲和母亲一起栽下的。继续沿着这条路走，有块十万亩的沙地。经过我们家两代人，30多年的治理，现在变成了树林。30多年后，我在这里种树。而一些场景成了平常——每天早上5点，我会对母亲说，我要去后山了。母亲问，你要去种树了？我说，嗯。母亲问，现在就走？我说，现在就走，你回吧。母亲送我出屋后，从她衣摆下面的裤襟上摘下铃铛，对着我摇晃两下。我回头对她摇晃另一只铃铛说，你回吧。早上天凉，你回吧。是我发现的，母亲什么也听不见了，可她听得见这两只铃铛发出的声音。我走几步又回头对她挥挥手：你回吧。早起天冷，你回吧。有时我说这些时看不见母亲，眼前只有父亲的样子。我也听不见她对我说的话，唯独能听见铃铛发出的声音。那一刻，我才真正走进母亲的心田，感知到这个声音的奇妙与珍贵。父亲是什么时候决定种树的？我记不清了。那时候我还很小，刚刚懂事。母亲记得很清楚。她说，在你很小的时候，出了我们那村子就是沙漠，靠沙漠北面，方圆上百公里，没有任何植物。每到春季，刮风时，风变成了刨子、斧子，村里人种植的庄稼，刚长出来，有的就连根拔起，有的拦腰截断。父亲做了噩梦，眼看着沙漠变成了专吃土地的大怪兽，一寸一寸的土地被它吞噬，整个世界消失了，只剩下漫天黄沙。醒来时，父亲满头满脸是汗，浑身湿透，口里不要命了般大声喊叫，完了，完了，全完了。“我要种树。”父亲醒后说。“为啥？”母亲问。“如果再不加紧种树，沙漠会延伸过来，以后咱们连这个家也难保了。”父亲看出母亲的惶恐，又说，“只要种树，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那年，刚好国家有规定五荒地允许个人与集体承包治理。当时，买一棵小树苗是两分钱，大树苗是五分钱，一亩地要栽二十株，一万亩下来，光树苗钱就是一万多块。母亲能算清这笔账。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睡吧。父亲这样说时，母亲就不再翻动身子。很多亲戚朋友知道后，纷纷来我家劝父亲。村里人还说，过得好好的，干吗往沙漠里砸钱？有的甚至说他是傻子。四个哥哥也没拦住，因为这事是父亲和母亲商量好后决定的。可我希望父亲种树。父亲把我扛上肩膀，往沙漠深处走去时对我说，你想象，我们把这个沙漠治好后，沙漠不见，全是树林。咱们可以在这里种植花果树木，养殖鸡鸭羊牛；春天鸟语花香，夏天知了鸣叫，秋天果实挂枝……我坐在父亲宽阔的肩膀上，听他大步前行时脚踩在沙子上发出的声响，听他喊出粗犷的歌声。空气里有沙尘的味道，父亲身上也有，从他的胶鞋到他黝黑的脸到他灰白的头发，都能闻出沙尘的味道。这是我第一次深入沙漠植树，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感觉自己走进了茫茫天际，天与地在遥远的两端连成一片，阳光照得到处闪耀着金色的光泽。回到家里，母亲和大哥觉得我这么小就能深入沙漠植树，认为这非同小可。他们问我：“你觉得植树好玩吗？”“你觉得树能在沙漠里活下来吗？”“你植了几棵树？”没有一个问题离开了“树”字？当时，我就知道，植树这件事，在我们家是多么重要。而对母亲最初的记忆，是父亲一大早去了沙漠，哥哥们都上学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和母亲。母亲不怎么管我，她有事。她不是在为父亲数树苗，就是在准备父亲去沙漠植树要带的便当，又或是缝补他在沙漠植树时磨破的衣服。大概黄昏时，父亲回来了，母亲就问：“唉，今天植树怎么样？”这是我嵌在记忆深处的第一个问题。“唉，今天植树怎么样？”“唉，今天植树怎么样？”一万亩地，有多大，这是幼小的我无法想象的。父亲给这片地取了个名字，叫佳园。“佳”字有双重含义，一是取母亲名字中的“佳”字；二是“佳”与“家”同音。如今我说这些，好像我当时什么都明白似的。其实，关于父亲为什么要种树，一万亩地到底要种多少棵树，胡杨、红柳的抗风沙能力又如何，它们能活下来吗？我什么也不知道，也学得很慢，而时间却流水般一逝而去。我最先学到的是如何与风沙打交道。我生下来那天，大风扬起风沙一捧一捧地往门窗里钻，沙子混着小石子还能打碎窗玻璃。沙借风力笼罩天空，整个村庄顿时变得昏天暗地。母亲说，她只好用衣服蒙在我头。我的大多数时间都与风沙有关，不是在躲避风沙，就是听父亲在谈论风沙。父亲是村办小学的教师。他说，种树和育人一样，急不得，也等不来，要付出汗水和真心。母亲在家里干活，她打点家务像父亲对待学生一样付出了真心与汗水。家里所有的东西都井然有序，看不见一点沙尘。母亲个子高大，皮肤黑里透着红，总让人觉得她充沛的精神里满是力量。尤其是她年纪大了之后，老让我想起高尔基笔下母亲的形象。四个哥哥和我，她让每个人都吃饱穿暖，食物由她准备，衣服也大都是她亲手做的。她养了五十只鸡，一百多头羊，种了许多枸杞。天气好时，她会独自走几十里去集市，就为给家里买些青菜，而起风沙时，她会在门窗封得严严实实的厨房里给家人炖羊肉。没有人相信，因为母亲，我们家成了村里唯一的万元户。来村里的人都会将目光停留在一栋带院子的土房上，那是我家。我家共有十间房，四个哥哥住东西厢，每人一间，父亲母亲和我住上房。种树以后，父亲单独住在靠近厨房的那间房，有单独的门出进。他的屋子里有三样宝贝，一样是关于种树和治沙的书（也有历史、文学方面的书），一样是种树的铁镐，还有一幅手绘的我们村的平面图。平面图挂在父亲的床头，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哪里是水田，哪里是树林，哪里是沙漠。像是有意保持某种警惕，父亲从不打扫钻进他房间的沙尘，也不允许母亲给他打扫。沙越积越厚，如同一场较量，长期在门外咆哮的大风，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它将更多的沙推进了父亲的房间。父亲的床靠着窗，望得见沙漠，床上的被子滚作一团倚在床头，父亲常靠在上面看书。床边有一张方桌，上面摆着一个收音机，一个手电筒。床上有好几本书都翻开反扑在枕边。烟灰缸放在床边的地上，有些烟头兴许还没有燃尽就从指间滑下，地面有烧过的痕迹。自我五岁那年起，母亲就再也没有在父亲那里过夜。母亲鄙视父亲住的这个房间和这个房间里被沙尘裹住的一切。母亲鄙视的其实是杂沓，不管是房间的杂沓，还是人生的杂沓。如同一场灾难，母亲的咒骂声也就从这样的杂沓里开始。父亲将目光投向母亲喂养的鸡群和羊群时，我们家已经吃不上白面馍了。烈日下，我和那些炙烤得蔫头耷脑的小树苗一样，身子萎了，脸色黄了，眼神开始涣散。“把鸡和羊都卖了吧。”父亲说。“不行！”母亲很少反对父亲。可这次她态度坚决。“不卖不行了。”“孩子们以后吃什么？”母亲哽咽了。“孩子们以后吃什么？”父亲重复母亲的话后，又接着说，“再往后，只怕得吃沙了。”“那你把我也卖了吧！”母亲想死命扛住这块最后的阵地，可她终究抵挡不了父亲的攻势。看着父亲一车一车将鸡和羊运走，再换来一车一车的树苗，她没有哭，可她变了个人似的，不爱说话，仿佛经受了巨大的打击。母亲不再允许我的四个哥哥跟着父亲去植树，哪怕只是跟着去沙漠玩耍，也会遭到拒绝。只有等母亲派他们去给父亲送什么口信时，他们才有机会过去。他们并不着急完成任务，即便完成了，也会磨磨蹭蹭，他们从不害怕。若是母亲在这里，她一定会时刻提醒他们小心蝮蛇。而父亲总会说，不会有事的。或者说，比那凶险的事多了去了。哥哥们陆续上初中高中了。他们像是突然发现了父亲房间里的书似的，一个个陆续走进这间房，有时一待就是一个上午，有时待到深夜还久久不愿离去。母亲一旦发现就会骂个不休，还时常动怒。她有时骂，别往那沙堆里钻，弄得家里到处都是沙。有时她还骂，尽看些没用的书，眼看就要考试了。记得有一天夜里，我最大的哥哥被父亲房里的一本历史书给迷上了，深夜还不想离开。母亲冲进去，直接甩了大哥一巴掌，她用力如此之大，乃至第二天哥哥去上学时，脸还肿着。我那时还小，母亲经常忽略了对我的管束，我能自由出入父亲的房间。大哥并没有因此就不敢进父亲的房了。对抗已经形成。他有时还和父亲讨论关于植树的问题，甚至还说到“环境保护”这个词。母亲怕这种力量蔓延到其他三个哥哥身上，她趁父亲去沙漠植树的时候，给每个哥哥使些她够得着的力气。虽然她本人只有小学文化，但有时她也能引用经典名句来加强她说话的分量。“你们不好好读书，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是在浪费生命。”有时她干脆就十分武断地说：“没有钱是万万不成的。你们吃的，穿的，哪一样不花钱。”如果父亲恰巧回家，她会将声音说得更大，有时还会取下她裤腰上的铃铛，一边说一边摇晃，仿佛这样就更有说服力。父亲通常什么也不说，他在家的时间，不是在吃饭就是躺在床上看书，或是听收音机，有时父亲也会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自此，母亲一旦遇上不顺心的事，她就取下挂在腰间的铃铛，不停地摇晃。不知从哪天起，学校里那些课本已经提不起几个哥哥的兴趣了。大哥甚至旷课跟着父亲去种树。大哥的行为已经让母亲很生气了，父亲丝毫不加阻拦更是让母亲火上添油。她觉得自己快要失去一切了——她的生活方式，她的家庭，她的儿子，她的爱人。有时，她会细声细气地对父亲说：“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们怎么了，他们的兴趣怎么都不在正确的事情上？”有时，她也会暴跳如雷，对着父亲大声咆哮：“等到有一天，你的儿子们全都像你一样，穷得叮当响，你就如愿以偿了。”从来没有见母亲说过这样狠的话，不只是措辞，说话的语气更是让人难受。躲在厨房窗台下，我从窗缝里看进去。父亲正要回他的房间，母亲的话一说出，他站住了，猛然转过身，瞪着母亲。他灰白的头发如冬日霜打的枯草，鹰钩鼻几乎要贴在母亲的鼻子上了，褐色的眼睛正放出让人恐惧的亮光，双手握成了拳头。他已经五十岁了，平日看上去又黑又红的脸上显得灰暗憔悴。他穿着工作服在烈日下干了九个小时，疲倦从他身体里流出来。我脑子一片空白，却无端生出疑虑：此刻，若是父亲杀了母亲，我会冲进去吗？可是父亲转了身，走进房间，打开了收音机，音量调到了最大，他躺在床上看书，直到深夜他都没有走出这间房。我十岁那年的秋天，有一天上午，大哥哥带来七八个外地人，他们是来这里旅游的，看见我家房子大，想投宿在此。“我们不接待游客。”母亲说。“他们不白住。”大哥哥用方言小声对母亲说。“我们没有吃的可以提供。”“他们可预付住宿费和伙食费。”母亲是个会划算的人。她觉得这是个让家里人能吃上白面馍的好机会。大哥有意把父亲说成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来勾起这些外来人的好奇心。他们一听说父亲在沙漠里植树，一个个变得异常兴奋。他们跟着父亲去沙漠，走进父亲的树林时，他们称父亲为英雄，还拍了许多照片。告别前夜，他们从母亲手里买了一只羊，还买来许多啤酒，他们想举行篝火晚会。他们很喜欢父亲，邀请他一起参加篝火晚会。面对燃烧的篝火，陌生的面孔，和架在火堆上的肥羊，父亲喝了许多酒。喝到微醉的时候，他开口唱歌了。母亲正在清扫这些客人带进家里的沙尘，她扫到父亲门口的时候，父亲开始唱了。我从来没有听父亲唱过歌，一切既熟悉又陌生。也许我听过，只是我还小，不记得了。又或是父亲一直在唱，只是我没听见，或是没有在意去听。一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在冲击我的胸口，既新鲜又骄傲，仿佛时光回到了没有植树前，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有唱有跳。幸福的眼泪流在我脸上，可害怕与惶恐也在我心间游荡，我想看到母亲，看她眼里是否有喜悦、眉间是否已舒展。母亲消失了般，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一种无法诉说的惆怅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游客们有的在录视频，有的在拍照，父亲成了整个晚会的主角。他一唱就是两小时，似乎一开口就没有停下来过。他唱最古老的民歌，唱那时的美景良辰，也唱那时的民风淳朴，更唱那时的丰收与喜悦，还唱蓝天下的草原与牛羊。夜深了，父亲最后还唱了些来自他父辈们的歌，唱他们的勤劳与艰辛，唱他们的爱情与甜蜜。父亲的铃铛什么时候解下来了，他一边唱一边摇晃铃铛。扶父亲回房间时，我听见母亲在抽泣，而父亲房间里的沙，仿佛被一场风卷走了。说起来，还是母亲先看上父亲的。她二十五岁嫁给父亲时，比父亲小五岁，是远近出名的美人。母亲的家人原本想把她嫁去遥远的平原，可母亲说，她属于沙漠，那种一眼望不到边的辽阔让她觉得自己看到了全世界甚至更远的天地。客人走的那天，母亲又走进父亲的房间，在那里留宿到第二天清晨才出来。她又买来鸡和羊，数量比上次更多，方法更科学，喂的饲料是外面买回来的，饲料袋上有些我看不懂的文字。日子过得飞快，哥哥们先后离开了沙漠，离开父亲。我这样说，好像我的哥哥们都是一般大，都是同时离开了他。其实不是，不过他们的确一个个先后走了，去南方、去北方、去中部城市。召唤他们的，是那些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和城市的繁华，更多的是那里能快速赚钱的机会。兴许，他们已经厌倦了这里的生活——不是谈论植树，就是聊些和沙漠相关的话题。父亲没有咒他们鼠目寸光，只是对母亲说，这种树和育人一样，急不得，也等不来，要付出汗水和真心。说起来，真是幼稚可笑。我那时不到十二岁，以为我的日子就可以这样一直无拘无束地过下去，以为自己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小学生，以为父亲和母亲会永远陪在我身边。谁也没有料到，父亲会晕倒。其实父亲早就得病了，骨质增生。他依旧在沙漠里干活。直到他晕倒在沙漠里，我们才知道。他的病恶化成了癌症。母亲在父亲的房间里哭了一宿，声音是含着的，又像是使些暗力将声音埋进了沙里，沙漠在风中咆哮，声音异常凄厉。父亲瘦得厉害。母亲也急剧瘦了。父亲的眼神不再像当初起念植树那样果敢坚毅，他的身子拖在夕阳里像棵不断往下沉坠的枯树。我又听见了母亲在夜里抽泣。“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坎。”母亲对父亲说。“这次怕是跨不过去了。”父亲说。母亲是个乐观的人，她会将痛苦与眼泪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她用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力气，迫使父亲答应她，医院治疗。父亲一共住了九次院，做了七次手术。最后，他的左小腿截肢了。我又听见了母亲在黑夜里抽泣，还听见母亲在夜里唱些我听不懂的老调，让人奇怪的是铃铛也一直发出声音。母亲告诉过我：多年前，父亲除了是村办小学的老师，还是村里舞狮队的引狮郎。他手里的绣球原本是要带引狮子的，可鬼使神差，他竟抛给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家境殷实，人俊俏而心灵手巧，追求者很多，可是没有一个人得到她青睐，以至于二十五岁了还没嫁人。在她那个年代，这已是很大的年龄；家人都为她的终身大事着急，唯独她不慌。父亲像是原本就认识她，从狮子的服装上摘下两个锒铛，径直走到她面前，大的挂在自己腰上，小的挂在她身上。一个月后，她走进我父亲家，一年后，生下了我大哥。锒铛的故事，我早已知晓，可藏在铃铛身上的深意，直到这样的黑夜，才从母亲口中得知。母亲问我：花一辈子去植树，比永远自私地活在个人的小世界里要勇敢多少倍，你计算得出来吗？我回答不了母亲。但我说：“母亲，我不读书了。”“你明天就回学校。”母亲还说，“你父亲是个有理想的人。”“我已经决定了。”我说得很果断，“这样的生活是我喜欢的。”“决定不是这样做的。”母亲说，“你心里果真是这样想的也不行。”我生气地摔门而去时，母亲在后面追我。我猛然停下来，对她大声说，我已经长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了。我心里很清楚，我不能离开她，因为一旦我也走了，她肩上的担子不知会有多重。不久，我在母亲手里看见了父亲房里的那柄铁镐。四个哥哥也回来了，他们已经陆续娶妻生子，父亲房间里的书越来越多，许多是他们寄回来的，多数和植树相关，可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将永远不会真正认识沙漠，更谈不上对它的爱了。哥哥们像一群受到召唤的秃鹫，他们噬啃的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是这片沙漠。仿佛沙漠成了父亲，他们想在沙漠上付出真心与汗水，以为那样就能保住父亲不死。我不知道癌是个魔鬼，母亲交代我在家守着父亲，不准他上沙漠时，我像个受到嘉奖的士兵，以为这样会得到更多宠爱。可父亲跟我说，咱们偷偷去，我忘记了母亲的叮嘱，觉得这是另外一层宠爱与信任。拄着拐杖上沙丘的时候，父亲把拐柱给我，让我扶着他爬上去。到了下沙丘的时候，父亲就不用我扶了，他把拐杖往沙丘下面一丢，像刺猬那般裹着身子，滚下去。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滚下去。说起来，我当时是何等的愚蠢，我以为这是一场游戏，却没有看见我父亲脸上的痛苦，也感知不到他身体里的痛苦。父亲能掩饰好一切，他会赶在母亲收工之前先回到家里，把自己身上的沙子洗干净。为了不让母亲发现，父亲还一直叮嘱我，咱们爷俩一直在家里，没出去过。别告诉你母亲，也别告诉你的哥哥们。父亲还对我说，你想象，我们把这个沙漠治好后，沙漠不见，全是树林。咱们可以在这里种植花果树木，养殖鸡鸭羊牛；春天鸟语花香，夏天知了鸣叫，秋天果实挂枝……父亲说这些话时，像是向我施了咒语，我能立刻看见春天鸟语花香的样子。日子越来越艰难。我读初二那年，父亲一下子老了许多，身子瘫了般让他走不动了。整个冬天，他一直躺在床上看书，都是些植树方面的，有时也听听广播。屋外，寒风呼啸，冰雪覆盖了整个沙漠，整个村庄从地球上消失了。“树受罪了。”父亲望向窗户那边说。窗外，风肆意敲打在玻璃上，一切都即将被它捏碎，成为另一些飞扬的沙尘或飞雪。“粮缸见底了。”母亲也看着窗外说，“咱们明天吃什么？”“树已经成材，一棵就能卖到两至五元钱。我们家能卖的可能有十多万棵。能卖好几十万，甚至更多。”母亲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为什么要种树，你说说看。”父亲的声音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母亲回答不了父亲。第二天，突然出现的太阳照在雪地里，像是想挽回些什么。父亲从床上起来，走出屋子。母亲和四个哥哥去了沙漠。母亲交代我照顾好父亲。父亲拄着拐杖往前走时，铃铛在腰间晃荡，叮叮咚咚。我悄悄跟在父亲后面。我听见了，他在向村里人讨要米糠。村里人问父亲，你要米糠干什么？父亲含着泪说，家里所有的口粮都用在植树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吃的了。只能依靠米糠来充饥。好好的家，全被你毁了。村里人用手指着父亲骂，你就是个既自私又固执的家伙。我五岁时，家里不仅让我吃白面馍，还天天煮鸡蛋给我吃，现在，我不仅吃不到鸡蛋，吃不到白面馍，甚至玉米馍也吃不上了。回忆与对比这些时，我肚子里正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我饿了。不只是此刻，昨天，前天……明天也会饿。第一次，我对“植树”这个词生出厌恶；第一次，对父亲之前向我描绘的美景生出怀疑。一个奇怪的小丑跳出来告诉我，那个让你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就是他。我哭着跑回去。那夜，我没有走进父亲的房间，没有像以往那样倚在他身旁听他描绘未来的美景。我甚至想跑去沙漠一根一根地拔了那些树。到了来年的五月，母亲又开始穿梭在沙漠里，她没有再交代我守在家里陪父亲。父亲走了。我站在她的影子里成了她唯一的跟班。五月初八，是父亲的祭日，四个哥哥都回来了。他们成一字排列开，站在父亲的坟前，没有声音，个个表情复杂，看不出爱与恨。母亲站在一旁，什么也没说，泪流了一脸，仿佛要冲刷掉两腮的高原红。送别哥哥们时，母亲一句话也没对他们说，只是不停地摇动手里的铃铛。日子艰难得连风都能刮倒我们似的。母亲并没有因为听力的消退而失去她原本保持的战斗力，也没有因为眼前的贫穷而变得懦弱，相反，母亲走向沙漠时像个重拾信心的战士或重返青春的少女。而在夜里，她独自倚窗远眺时，不管是深雪披地的冬日，还是酷暑难耐的夏日，或是满目橙红的秋日，她只是一个人望着，偶尔也会摇晃两个铃铛。无法面对的是一些变化。父亲走后不久，母亲的头发全白了，从沙漠里往回走时，她的步伐也变得拖沓了，背也弯了。于是，有天晚上，我问母亲；“父亲选择植树是否真的值得？”母亲听不见了，我想说什么，都得写在纸上了。没有纸时，我就在她手心里写，她也能猜出几分意思。母亲停顿了好一会儿，说：“你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相信他做的事也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干完，干下去。”那夜我辗转反侧，不知道在我的人生中到底要做些什么了。可我整夜都在梦里。父亲、游客、篝火、清晰的对话，像一团迷雾般扑腾跌进我的梦里。“你一定觉得我很可怜吧？”篝火旁，父亲对坐在他身旁的游客说。“不。我觉得你有自己的目标。我确信有一天，人们会看到你描绘的美景。”游客说。“我也希望是。那你呢？你的目标呢？”“我的目标？”游客的目光越过篝火投向无边的黑夜，接着说，“读书，长大，然后结婚，生孩子，再有孙子，变老，然后死了。”“真残酷。”父亲说得很轻。“但是在大学时，我是学绘画的。我还有个工作室。”“很好啊！”“很多次，我喝醉了。我总是和同学说起我开工作室时的事。后来我成了商人，是我的父母想要的。”“我有五个儿子，有一个能留下来植树，我就很高兴了。”“谁会帮我实现梦想呢？”旅客说。“某些人，某些事，在某个地方。”父亲看向天空，说得有些神秘。有时候，当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突然无法呼吸。我就会想起那夜的情景，想起那番对话。也许这就是我决定留下来的原因。我独自种树的头一年，很多方面都如意，很少有风暴，我的皮肤和父亲一样，黑里透着红。我和母亲每天去沙漠，在去沙漠的路上。母亲给我讲胡杨的故事；而不植树的时间，母亲除了喂养她的鸡和羊，还去村里帮别人家打短工，一天五块钱。晚上帮村里人做鞋，两晚上做一双鞋，卖两块钱。她还编柳筐，这些别人看不上眼的细活，她都干。她说：大钱有大钱的用途，小钱有小钱的实在。我以为植树这活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却发现很多我看了许多年的东西，如同第一次接触一样陌生——新栽的树苗突然死了三成。这意味着三成的收成、三成的真心与汗水都打了水漂。一直找不到原因，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种树的技巧我都掌握了，为什么还是成活率不高。”我在纸上写下这句话给母亲看。“有时候太过于技巧也不行。你要用头脑来种树。”我看着母亲，一脸茫然。母亲用手点了点我的脑门说：“你太着急了。你要学着安静下来，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植树。”“怎么做？”“把树植入土里，只是第一步。树能否活下来，是你对大地、对树的爱，这里包含着你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你植树时要饱含纯洁的爱。”仿佛一股原本存在却又没有勇气突破而出的力量在此刻生成。我对母亲生出从来没有过的爱。出于爱，花一辈子去干自己并不真心喜欢的事，这比那些自私地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的人要勇敢多少倍啊。我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离开她，因为这样，她就只能独自承受村里人扎向她胸口的匕首，说她和父亲是失败者，忙了一辈子的事业，五个儿子，一个也留不住。“你常对我说，把这个沙漠治好后，沙漠不见，全是树林。咱们可以在这里种植花果树木，养殖鸡鸭羊牛；春天鸟语花香，夏天知了鸣叫，秋天果实挂枝。”我站在父亲的遗像旁，说，“你一定会看见这一幕的。”“我希望你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母亲取下父亲的遗像，端详了好一会儿，又放在原处，她还那只原本属于父亲的铃铛挂在了我的裤腰带上。母亲说得很轻，却仿佛给我的身体注入了一种魔力，我第一次怀着虔诚的心向沙漠走去。一个人在沙漠里，沿着父亲生前常走的那条路，往它延伸的方向走，一直走到树林深处，在那里走来走去。然后再躺在树林里，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像小时候躺在父亲身旁时他对我说话一样。我说话时，父亲的影子在我眼前飘荡，那双拐杖也在那里；他的呼喊，他的哭泣，都在我耳边。可我知道，只是幻影与回声，像沙漠里的海市蜃楼，又像是旧时光里的记忆。那天，我起晚了，母亲独自去了我家的树林。她昨晚说今天要早些出门，新栽的树苗要趁早浇水，还叮嘱我出门前记得把父亲的铃铛系在裤腰带上。母亲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心里害怕，发疯般朝树林跑去。铃铛系在裤腰带上，身子带动它发出清脆的响亮。母亲回头看着我说：“来了。”“娘，你怎么不叫醒我？”母亲指了指耳朵，又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说。“村里人都说，你的前途葬送在我们手里了。他们都说你干不了多久会逃离这里。”母亲突然对我说。我什么也没有说，却有意让铃铛发出声响。“但是，儿子，你一直在这里，真的。”母亲叹了口气，“你身上有了你爹的灵魂。对于我来说，我的生命已经结束了。我已经种植了三十年的树，我该退休了。”说完她从衣摆下面的裤襟上摘下铃铛。她高举铃铛，对着天空不停地摇晃，像是要向某人告别，又像是在唱一首动听的歌。（选自小说集《去南方》）简媛，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现为天心区作家协会主席、长沙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生态文学分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空巢婚姻》《棘花》，中短篇小说《美好的夜晚》《沉默的铁轨》《两个人的城堡》《枯秋》《你不会每次都这么好运》《去喀纳斯》《你为什么不哭》《去南方》等。曾获长沙市文艺新人奖、梁斌小说奖一等奖、长沙市“五个一工程”奖。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deyishus.com/lkjg/7097.html